“在大战之前，我们之所以和土耳其保持友好的关系，根本目的是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我们需要让土耳其封死俄罗斯在欧洲方向所有的援助通道。但是在未来，随着我们已经把疆域扩展到了外高加索，这个需求已经没了。土耳其的作用已经下降，那么继续维持这个同盟关系的理由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土耳其可以给帝国提供可观的帮助。”王储说道。

“然而，无论是土耳其苏丹还是帕夏们都不符合这个条件，苏丹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他就是一个腐朽的君王和宗教领袖的混合物。短视而又不听人的劝说，指望他完成这个目标无异于缘木求鱼。”

“出身自青年土耳其党的帕夏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相对来说，他们比苏丹要强一些，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依然是旧贵族、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混合体。他们幻想通过一些制度上的微小变化就想强盛一个国家，他们对平民阶层依然是压制的。对于国内的其它民族和宗教信徒更是可以用敌视来形容，在大战期间，土耳其骑兵在两河流域的清洗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你我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从下而上的觉醒的话，那么它是绝对难以成为一个强国的。”

“而凯末尔不一样，实际上，相对于他的那些同僚来说，凯末尔更接近于欧洲人，他的很多理念和我们相似。他致力于民众的福祉和觉醒，他拥有霹雳手段，但是同时也有包容，他的能力比其它人更强，而且拥有非常不错的威望。”

“当然，这只是我们选择他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政府世俗化的坚定决心！他决定让宗教彻底和政府分离，建立世俗政府，而不是政教混杂的政府，这一点是其它人都没有的！他几乎已经把能改动的问题都改动了，也许除了军队特殊地位之外，他已经做到了最好。所以，如果我认为，为了这个最合适的盟友，我们应该付出一些代价并且给予适当的等待！”王储说道。

“我们可以给凯末尔一些时间，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在土耳其做一些布置啊。”谢林伯爵说道。

“这个等待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让土耳其的旧势力、民族主义势力在这场动乱中损失殆尽！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如果想要连根拔起的话，那么唯有战争，而在一切不好的东西都灰飞烟灭之后，新的国家建设才会更方便！”

“这场内乱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宗教高层，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他们都会损失惨重，这一点毋容置疑。而民众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同样也会损失惨重，所谓民族主义者的基础无非是两点，第一点是所谓的民族自尊和传承，以及上层人士或者野心家的鼓动。而另外一点就是底层民众相信，如果由自己本民族的人来治理国家的话，他们会生活的更好！而后面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想要对于极端民族主义必须从这两个方向入手，战争自然会清理一部分野心家和上层。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会让底层狂热的民众冷静下来，当他们发现民族主义不但无法带来复兴，只会带来灾难和死亡的话，那么这个基础就会动摇，而如果上台的统治者手腕高超一些的话，那么很快就可以平复民族主义。所以，等待其实是为了给土耳其的民众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王储说道。

“当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们经历了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之后，他们的心理预期会非常低，而且对帮助他们恢复秩序的德国好感度会非常高，并且对参与这场动乱的美国恨之入骨！之后，亲德奥反对美国将成为未来土耳其政坛上的铁律之一，无论未来谁上台，他们都必须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同时展示了力量和怀柔，而美国人除了仇恨之外并没有收获任何东西！”王储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