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狂生，张东荪确实能算得上是一号。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意见不同呢？这牵涉到当时赛里斯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那就是罗素……对了，“福禄泰尔”访华。

1919年梁启超访欧归国之后和张君劢（徐志摩的大舅子）、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老板）、张东荪、蒋百里等人创立了新学会，宗旨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

新学社刊行的杂志叫做《解放与改造》，后来精简为《改造》。而后世把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这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叫做“《改造》派”……真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好名字呢。

1920年，他们又成立了一个讲学社，则是要广邀世界知名学者来华传播最新知识，罗素就是他们请来的。

巧的是，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的恩师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此时也在中国。讲学社负担了一部分杜威访华的费用。

罗素在1920年5月份去了苏俄，感觉和他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区别。所以7月份就回到了英国，刚到伦敦就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他立即出发，10月份抵达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几场演讲之后，10月26—27日，罗素应邀到了长沙名人学术讲演会上作了《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主要介绍当时世界流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吹斯听的是，天魔传人就在台下当听众。

此时的罗素因为苏俄的经历对于社会主义抱有一些怀疑也有一些反思，而他由上海到长沙的这段旅途让他见识到了赛里斯的落后。所以他演讲中的观点是中国应该先搞实业，再搞社会主义为好。

不得不说，天魔传人毕竟是天魔传人，他对此的评价是“理论上说得通，现实里做不到”。可惜此时的他说话还没啥分量，只不过湘江一书生罢了。

而随罗素访问长沙的张东荪如奉纶音，立马写了一篇《由内地旅行又得之一教训》。文中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惟有“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并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

此文一发，二李，陈望道还有邵力子等人纷纷发文在《新青年》上加以反驳，最后陈仲甫也加入了进来，一场论战就此爆发。到了今年四月份才算消停了一点。

二人落了座，点了菜，稍稍聊了几句。张东荪便开口问道：“雪帆兄，鸿渐先生的翻译稿拿来了吗？”

陈望道点了点头，从皮包里面拿出两份手稿道：“一部《我的安东尼亚》，一部《嘉莉妹妹》，都是花旗国知名作者的作品。”

他们二人见面不但是为了吃饭聊天，还是来拿袁燕倏的稿子的。

张东荪此时不但身任上海《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还是共学社的负责人之一。

这个共学社和讲学社一样，都是新学会的子团体。共学社以翻译西方书籍为主旨，商务印书馆就替他们印了一套卷帙甚巨的“共学丛书”。

而另一边的《新青年》不但被查禁，而且这个时候财务状况也不是很好，陈仲甫又在广州要另起炉灶。所以陈代总编收到了袁燕倏的翻译稿没办法处置。

不过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觉得稿子质量非常不错，就这么放着实在太可惜，于是就代替袁大师投到了张东荪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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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写到赛里斯的时候，慕容不得不“精简”一下了，否则只要随便扯扯某人和某人的关系一章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