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实验室内，四个实验组做同一个相似的实验，亦是蔚为壮观。

正常的实验室并不是此种模式的，无论是苏联的实验室、美国的实验室，还是中国的实验室，多元化的实验是实验室运行的先决条件，这就好像站在无数条岔路的中心，将所有人都往一条路上赶，时间长了，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另一方面，科研直到21世纪，其实仍旧是很私人的事，就像是现在，杨锐的设计和方案，以及谷强的个人能力与强运，乃是此项实验的主干，所以，强制要求别人来做配合，在越大的实验室里就越难。每个学者都有不同的想法，都有想要实践个人想法的意图。

不过，杨锐此时只是要求众人临时配合，加上有科研竞赛的存在，包括满海教授等人在内，大家虽然有点不自在，还是跟着做了起来。

三组重复试验，一组实验检查，真正运行起来，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离子通道实验室在多次扩容之后，也是终于体现出了它的价值。

多名高阶研究员，在20名科研汪的配合下，立刻将简单的狩猎，变成了规模化的围猎，一项项收获，很快就冒了出来。都是谷强当日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随着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家的积极性也提高了。

所谓查遗补缺，虽然没有发表s的机会，总归不是一无所得的。

杨锐坐镇实验室内，本身并没有去尝试着操作实验，他的手里拿着论文，状似阅读的样子，却是心绪难平，看不进去。

老实说，就算是重生了一次，杨锐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掌握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实验室。

是的，如今的离子通道实验室，就可以称作是庞大了。

即使放眼全国，杨锐的实验室规模都可以排的上号。

普通的高校实验室，其实就是个人实验室，普通的地方高校教授、副教授们，申请一笔经费，弄一间教室或者面积更小的专用实验室，趁着大四的学生做毕业论文，骗两个过来就可以开工大吉了，没有学生就自己一个人做，倒也能忙得过来。

稍微高档一点的就是有资格做硕导的教授，能骗个研究生，剥削的久一点，训练的熟一些，就像是古代的铁匠招学徒一样，嘴里说着跟着学是又快又好，心里想的是怎么让他晚点出师。

博导级的教授更舒服一点，主要就是博士生的剥削年限更久，若是自家硕士考的，科研的延续性还能得到保证。

但是，就算到了博导，手底下也不一定能有几名非学生的助手，在学校较好的情况下，能有一两个属于正常，但一个没有的也很不少。

再大规模的实验室，在国内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松散的实验室大联盟，这是最常见到的模式，许多就是在一个研究楼里做研究，有表面上的隶属关系，实际上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财权物都分的清清楚楚，不过是另一种称呼的院系大实验室而已，另一种就是杨锐目前所拥有的实验室，多名教授、副教授互相配合，可供调派，经费财权则由实验室主任提供。

这种模式，对实验室负责人的要求是超高的，首先一点，是你能凑够充沛的经费，其次，你得年富力强做得了一线工作。

养活一名科研员很容易，给几个钱就差不多了，不管是80年代的科研员，还是21世纪的科研员，平均工资都赶不上建筑工地的大工，但是，养活一个科研组是相当贵的，教授级的研究员运作起来，更是花钱如流水，一年用掉一栋楼的经费都很轻松。

“年富力强”则是一项更高的要求，如果不是年富力强的实验室负责人，通常很难维持得住一支紧密合作型的科研队伍。之所以要说“年富力强”，是因为经费好得，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

例如同为超牛的屠呦呦和施一公，前者在一线工作的时候，是带着队伍的，当年为了做抗疟药物，国内组织的科研队伍人数上万，但是，在得了诺奖之后，屠呦呦却不可能借机建立起一个大型实验室了，无他，精力不济而已。

相比之下，施一公就称得上“年富力强”一词了，而且，他始终没有脱离一线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统领一间大型实验室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在中国的环境下，对大型的科研实验室的区别，经常以临时队伍的模式来解决，包括两弹一星计划或抗疟药物的研制，皆是如此。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研世界的发展，组建临时队伍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了。

曾经的杨锐，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期待也不过是找一位知名博导，接受剥削而已。这种能有三四名教授、五六名副教授和讲师，超过20名科研汪的超级实验室，他是想都不用想。

事实上，敢想的人都不多。

要是2010年后，养起这样一支队伍，每年1亿元的固定经费，不等到账就打着水花走了。实验室的固定资产没有个亿元，组起来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