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杨锐面前的，是一项新药入市的申请。

文件的右上角，注明了审核委员，依次是范元伟、宋鸿禧、杨锐。

范元伟和宋鸿禧两个人，杨锐见过，但并不熟悉，甚至记不清他们是大学系统的还是研究系统的，但是，这些并不重要。

新药入世的申请也不稀罕，中国不是美国，在美国fda，任何一款新药受到批准，甚至任何一款仿制药受到批准，都会带来药企股票的连锁性上涨，任何一次签字，都意味着上亿美元的价值。美国fda每年通过40种左右的新药，数倍于此的仿制药，每一次都会带来媒体界和业界的关注。

然而，中国是后发国家，有无数种国外使用的很成熟的药物，等着中国政府来批准，再加上仿制药的仿制药，还有中成药，中国最多的一年，批准了两三千种药物入市，除了相关企业会有兴趣以外，其他人并不在乎平均每天批准的七八种药物是做什么用的，或者是不是真的有用。

令杨锐震惊的，是申请书上，熟悉又陌生的药品名称：tabor。

京西制药总厂还给它标上了翻译名：律博定。

杨锐看了三遍，并且搜寻脑海中的资料，最终确定，此tabor就是彼tabor。

一款可能令数万人死亡的致命药物！

比起那些历史上著名的药害事件，比如中国的毒胶囊事件，tabor几乎可以说是不为人知。但是，业内人士却是没有不知道这款药的。

因为律博定的致死人数，也许是世界之首。

这是一款治疗心脏早搏的药物。

以21世纪的观点来看，心脏早搏是无需治疗的，普通人都可能出现心脏早搏，只要不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心脏早搏无需关注。

然而，这个21世纪的观点，正是用数万人的生命，通过tabor这样的药物，得出的。

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治疗心脏早搏的观点大行其道。

事实上，在这个科学的黄金年代，即使是普通人，都有一种我们什么都能做到的感觉——或许只有普通人才这样想吧，医生和医药公司利用这样的想法，试图治疗所有他们能想到的疾病。

心脏早搏就是其中之一。

或许有人说，心脏早搏就心脏早搏呗，既然没有影响，我为什么要吃药？而且是长期服药。

然而，普通人的想法，永远是受到学术界的影响的，可能有延迟，可能有扭曲，可能有变化，但是，当学术界真正产生了共识之后，普通人鲜少有不受此影响的。

病人受到医生的影响，医生受到医学专家的影响，更是医药世界的运行法则。

而早在70年代，医学界就得出一项令医药公司欣喜若狂的理论：室性早搏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导致致命的纤维性颤动和心脏骤停，进而导致猝死。

尽管有“可能”，“某种”之类的定语，但医学界关于心脏早搏的理论，还是符合医药公司的期望的——早搏可能致死的观点，也并不显的突兀了。

既然早搏可能致死，那么，为了避免死亡，起码是降低死亡的比例，开发一种抑制早搏的药物就变的理所当然了。

taboor于是应运而生，并成为80年代备受期待的明星药品。

医药公司对此大肆宣传，医生们因此开出上百万份的处方。

患者的选择权，少之又少。

能够从平均每年三四十种新药，十年三四百种新药中脱颖而出，tabor自然有其价值。

它的主要价值在于：第一，心脏早搏是一种普遍性疾病（现象）；第二，抑制心脏早搏需要长期吃药。

第一点，意味着大量的受众。

第二点，意味着长期服药。

一种治疗疾病的药物，对医药公司和投资人来说，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就像是抗生素。为什么没有医药公司继续开发抗生素了？为什么在超级细菌喧嚣的年代里，医药公司依旧装作看不见？因为抗生素只需要服药一周，最多数周，就能解决细菌。哪怕治疗超级细菌的抗生素超级贵，比如几万美元，甚至几十万美元，依旧无法令医药公司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利润了。

超级细菌的患者数量极少，正好与第一点违背，全球每年不过几例，最多不过几十例的超级细菌病人，对医药公司来说，连进行测试的规模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