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远远的看着来自捷利康的两个人，如何疲劳的应对数十名工人的质问。

杨锐根本用不着出面，当然，他出面也没什么意义，该准备的也都准备完了，现在就看临时的应对了。

再者说，老李厂长和西堡肉联厂的诸位，亦有多年对抗政府的经验，就细节掌握来说，比杨锐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西联厂是河东最大的肉联厂，鼎盛时期，厂里临时安置的活猪要7000头之多，这些猪都是农民辛辛苦苦养出来的，但农民不能直接卖猪给西联厂，他们必须将猪交给当地政府的收猪点，再由地方政府转交给西联厂，仅此一点，就不知道有多少扯皮的事发生。

别的不说，产猪大县肯定是希望返还更多的猪肉，而平江这样的城市产猪很少，而消费很多，就猪肉一项来说，公平是不存在的，河东省的猪肉肯定是优先保障省城，等省城的普通人都吃上猪肉了，县城的普通人才有猪大肠闻一闻，农民自然更惨，养过猪没吃过猪肉的不在少数。

西联厂在猪肉的分配上是有一定的决定权的，但这个分配权不是给你随便用的，用的不好，各个产猪县就有可能在来年的收猪问题上掣肘于西堡肉联厂。

在过去这些年，猪肉可是大事，就是县长家里，也不敢说，一定能想吃多少肉就吃多少肉。

整个西联厂上下，没少与政府在泥潭里摔跤。

相比眼前的捷利康问题，猪肉问题才称得上是西堡肉联厂生死存亡的问题，通过猪肉问题锻炼出来的西联厂文化，也在此时此刻发挥了最大作用。

不管冯组长是威逼也好，利诱也罢，堵在西捷厂门前的工人和干部，只是巍然不动。

在多年的猪肉问题上，西堡肉联厂上下有一个共同的体悟，那就是分猪肉的时候，猪肉永远都不够。

猪肉太好吃了，想吃，给两斤，县长想吃给两斤，局长想吃给两斤……两斤够吗？当然不够，给河东省每位科级以上干部分两斤肉，西堡肉联厂的产量够吗？根本不够。

河东省有十几个地级市，有四五十个市辖区，还有三十几个县，全省科级以上干部过万，每人两斤肉，西堡肉联厂要是给的过来，中国早就解决温饱问题了。

即使不要全省铺开摊子，就给一个县分猪肉，那也是分不匀的。

县委办公室要给，县政府办公室也要给，公安局要给，商业局要给，给了公安局，县人民法院和县检察院能漏掉吗？大家本来可能没什么交集，但为了两斤猪肉，县人民法院和县检察院的同志们一定会找到交集的。

从60年代建厂到80年代，西堡肉联厂的猪肉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也从来没听说政府有几个公务员能天天吃肉吃到饱的，别说两斤肉，二十斤肉也不够，甚至两百斤肉也不够。

缺少肉食的不光是领导，领导的下属也缺少，不仅领导和领导的下属缺少肉食，领导和领导下属的父母也缺少，兄弟姐妹们也缺少，父母的兄弟同样缺少，另外，老婆的父母和老婆的兄弟们也不能忘记，老婆的父母们的兄弟以及兄弟们的老婆的父母和兄弟同样不能忘记……

在人均肉食消费量只有数公斤的年代，分猪肉的问题之严重，不亚于后世的学位。

在长达二十年的锻炼中，西联厂人掌握的主要技巧，就是抵抗。

而且要从第一步就开始抵抗，要步步为营。

因为分的猪肉越多，要猪肉的人也就越多，理由也更充沛。

拿走了猪肉，县长理所当然的也要拿，县长拿走了猪肉，县委常委理所当然的也要拿，县委常委们拿走了猪肉，县委委员们理所当然的就要拿，而且越拿越顺手，越拿越觉得应该，感激之情越少，后面人积累的怨怼越多。

步步后退的结果，是西联厂的猪肉越来越少，而分猪肉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全年任务不能完成，领导一样要批评惩罚！

不如让都不要轻易拿走猪肉。

就像是眼前的门锁，打开来很简单，西捷工厂里面也是清空了的，但是，就是打开门锁的一步，我们也要极力抵抗。

这样的策略，甚至不需要李厂长安排，西联厂的工人，以及从西联厂出身的西捷厂工人，就自动执行了起来。

从小在西联厂长大的子弟们，更是有着言传身教的抵抗精神。

工人们张开手臂，挥舞着旗帜，组成一条防线，抵挡着任何人靠近西捷工厂。

冯组长看着紧锁的厂门，眉头紧锁。

他在商业局工作，知道西联厂的难缠，却不知道他们是如此的难缠。

在场的工人越聚越多，很快就超过了百人，而一行三辆车，总共就来了15个人，只有民警小何带了一把六发子弹的小枪。

不用说，武力是行不通的，在这个气枪随便打鸟，猎枪随便打野鸡的年代，靠山吃山的人民群众的家里面，有的是比六发子弹的小手枪强的装备，更不用说工厂还有自己的民兵营，武斗时期，双管高射机枪还向天射过曳光弹。

不能动武就只能说理，更麻烦的是，工人们似乎还占着理儿……

“你们这是公然违抗省委省政府的命令，干涉调查组的工作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后果很严重！”冯组长言辞恐吓面前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