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太浪费了吧。”同办公室的另一名副教授过来，捻起一本装订出来的复印件看，虽然是双面复印的，但白花花的纸就用一次，还是不太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电话打到唐教授的实验室？”许正平顾不上看这些资料了，先在办公桌的本子上找分机号。

贺全贵点头说是，就在旁边等。

电话一会儿就通了，许正平听见杨锐的声音就问：“你这些资料，给我几天时间看？”

“资料就是给您参考的，您觉得什么时候看好了，什么时候就开始，项目组的话，我五天内能组织好，这次的项目比上次的费事些，还要和东京大学联系，您多费神。”因为是内线的缘故，杨锐的声音颇为清晰。

许正平看着八个大箱子，沉默片刻，咬牙道：“我五天内看完它们。”

“好，那咱们就先计划着下周开始项目，您悠着点，咱们还有别的项目呢。”杨锐说着笑了一声。

许正平没笑，哼哼两声，道：“你要是能计划出下一个项目，我熬了油也能做出来。”

做完一个项目接下来做另一个项目，这种故事听起来挺顺溜挺正常的，身在局中的人才知道有多难。

用所有人都熟悉的例子，做项目就像是准备考试，而且是边学边考的模式。一个项目做完了，接下来就做另一个项目，就等于是开学第一天上课就开考，然后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考一门，一门考完了再考另一门。

不断透支的精力和体力是一回事，考试之前的学习和准备又是另一回事了。

就像杨锐给许正平准备的新项目，开始之前，许正平作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首先得了解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八个大箱子，几百万字的资料，那是上百名研究者的智力成果，要是不看别人的研究，难道自己用一辈子重新研究一遍？

这些资料阅读起来，虽然不至于像课本一样生涩，但里面的新东西一样不少。

正常来说，为了筹备一个项目，提前一两个月阅读资料都算是少的。

许正平说是五天阅读完成，那是吐血大甩卖，也是太过于兴奋了。

而且，杨锐完成了主要工作，对他也是一个刺激。

杨锐身为项目负责人，之所以占着通讯作者的位置，还能拿走一个并列第一作者，就是因为他肩负着最大的责任，寻找研究方向。

用局外人的思维模式，找一个项目似乎是很容易的。的确，高大上的项目是很多的，登陆火星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又有价值又有意义的项目，然而，这样的项目对于杨锐等人，却没有实际联系。

正常的科研，就是一点点的蹭出来的。

好像研究三角形，先要研究特殊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然后再研究相对特殊的直角三角形，接着是另类特殊的正三角形，以及相对特殊的等腰三角形……谁要是上头就想证明莫利定理，这是个人选择，玩一辈子都可以，但是，如果连等腰直角三角形都没研究出来，莫利定理的美妙与证明困难也就无从说起了。

当然，知道研究三角形，知道要研究等边直角三角形还是幸福的，最最正常的科研，是连研究什么都不知道。

天底下是有很多值得和需要研究的东西，但是，登陆火星这种不算的话，剩下的就不多了。

很多研究者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而在没有项目的时候，好点子也许会像井喷一样蹦出来。

然而，臆想的“好”是不是真的好，还需要再验证。

如果是在21世纪，搜索文献资料库还是比较简单的，结果通常也是比较简单的，一般来说，99的好点子，要么被人做过了，要么发现不能做。

不能做的原因是千奇百怪的，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这个点子是馊的；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我他娘的做了个类似实验花了10万；比如说，有侧面论证说，这一套实验难的能传染痛经……

偶尔，也会有一些好点子被证明是真的好。

比如说pcr的创始人穆里斯同学，他设想的用聚合酶链反应，被许多同事认为，肯定做不出结果，否则前人肯定做出来了。

结果，确实做得出结果，而且前人真没做过。

于是，穆里斯拿到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诺贝尔奖。

倒霉的人也不是没有。虐了大学生千百遍的拉格朗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也就是普通中国学生读大一的那一年，用牛顿二项式定理，解决了两函数乘积的高阶微商的问题，还用拉丁文写成论文，寄给了欧拉。

不久后，拉格朗日同学得到了回复：你所做的研究，已经在半个世纪前，被莱布尼兹完成了，让你写论文之前不查资料，白瞎了吧。

所以，拉格朗日在18岁的时候，与18岁的中国大学生有一桩事是相同的，他们都曾面朝天空，高声疾呼：去你娘的莱布尼茨！

许正平不想骂娘，所以他每次开启项目，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阅大量的资料。

现在，这项工作竟然被杨锐完成了，给许正平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不是一星半点。

虽然实验室老板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但杨锐是否能做好，许正平还是略有疑惑的。

“就从资料里找答案吧。”许正平俯视着八个大箱子，也是干劲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