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主题演讲乏善可陈，法国院士的殷切嘱托，落在杨锐耳朵里，多少有些欧洲人的无病呻吟罢了。

现在是欧洲最快乐的时代，福利社会的建设堪称完美，极低的失业率伴随着极高的劳动报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以苏联为假想敌和比较对象，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美妙的现实，给了欧洲人只要努力，无论什么都可以做到的暗示——人类都登上月球了，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

中国人却无法代入他们的幻想。

80年代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努力而坚持，做出的世界级成就却少之又少。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漫长而需要积累的行业，不是跳一跳就能够到天花板的世界，一蹴而就的故事偶尔会有，却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比如说，北京大学一年级的杨锐。

他走出香山饭店的大堂，就被十几名记者给围了起来。

专业的记者，专业的摄像师，还有扛着录像带摄影机的摄影师。

真正的大阵仗！

1984年的中国大陆可没有狗仔队之类的生物，更没有自由媒体，或者待价而沽的独立记者。

这里的每一杆话筒，每一只照相机，每一台摄像机，都代表着一支国家媒体。

他们很有素质的将杨锐围在中间，然后将话筒拼命的往杨锐嘴里塞，同时就听如潮的问题涌过来：

“杨锐，作为北大一年级学生，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是什么感觉？”

“杨锐，听说你的论文得到了多方赞誉，能给读者们具体说明一下吗？”

“杨锐，谈谈你做科研的初衷和过程吧。”

一群群的学者顺着台阶两边流走，好奇又羡慕的扫过被大队记者围住的杨锐。

如果说，在这次国际会议之前，大家还可以猜度杨锐的水平高低，听过了杨锐的报告，见识过杨锐在问答环节的机敏和严谨以后，就没有人想挑战这样的杨锐了。

所有人都是笑笑就穿了过去，没人想着去蹭一点点镜头。

在残酷的科学世界里，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从来都是锋锐的刺刀，除非自己折断，否则只会勇往直前。即使是同样锋利的刺刀，也不一定能阻止对方的冲击，何况是这些中老年学者。

王永和唐集中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连成一片的闪光灯。

不像是前日的年轻记者，今天到场的记者，都属于不用吝啬于胶卷的级别。

王永感性的叹道：“年轻真是好啊。我第一次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都快要40岁了，想想真是浪费了不少时间，杨锐才20岁左右吧，再过20年，不知道他能走到哪里。”

“就杨锐的发展来说，不会仅仅是我们这样的。”唐集中不像是王永那样性格和煦，但对杨锐却分外看好，也是两人接触的多了，让他更加的了解杨锐。

“现在的条件也更好了，你看，还有国外的媒体来拍照，好家伙，真是一鸣惊人了。”王永教授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声音。

杨锐面前，除了十几家中国媒体，渐渐聚集了五六家的国外媒体。

不过，他们和中国媒体的着眼点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