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儿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实地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